在《傲慢与偏见》中的时代,女性面临很多困境:有限的财产继承权、对男性的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依附、教育不足与不平等、婚姻试错成本极高等等。所谓婚姻试错成本极高,是指那个时代的女性,虽然法律上存在离婚的可能,但具体实践中,在经济、法律与名誉成本的多重限制下,女性几乎很难在婚姻失败后实现体面地退出,等同于社会性自杀。这样的处境下,“婚姻自由选择”成为一种奢望——选择失误,几乎意味着一生难以翻身。而伊丽莎白能够坚持自己的判断、不急于妥协,同时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尊严,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难得的成就。但需要注意的是,与现代意义上的“独立自主”不同,这种“尊严”是身处较为极端的结构性困境下,尽可能地不去放弃自我判断得到的结果。
因此,我个人不倾向于将伊丽莎白神话为超越时代的女性形象。她没有能力挑战制度,也无意颠覆结构,她作为一个个体所能做到的,只是在制度内部去避免最坏的选择。理解到这一点,我反而能理解这部小说在这方面的克制与节制,让所有角色都有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。如果达西不去给莉迪亚烂摊子兜底,如果宾利不对简回心转意,如果伊丽莎白在拒绝达西后没有了“第二次机会”呢?小说中遭受最残酷对待的是夏洛特,她认清了婚姻在这个社会的功能——穷人唯一改命的机会,放弃了对人格尊严的期待,重新将“尊严”收缩成最低限度的生活自主。
简·奥斯汀在这部小说里用了五组例子,贝内特夫妇,夏洛特/柯林斯,莉迪亚/威克姆,简/宾利,伊丽莎白/达西。每一组都有其独特之处,但是这本书不是要罗列婚姻样本,真正的核心在于“误判”。傲慢与偏见,每一个人都有。这两个互为因果,互相强化,简单地讲,就是“傲慢让人过早下结论,而长期坚持这个结论,又会让人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从未出错”。在小说中,伊丽莎白的思考与心理活动展现了这一理性误判的修正过程:偏见如何形成,判断如何出错,又如何在反思中被纠正。同时达西的修正不仅仅是自己情感上的转变,也是在对自身阶级优越感的反思。像伊丽莎白/达西式的成熟的关系就是在双方不断反思与修正偏见中形成的。
写在最后,我不经要问,在那个阶级森严的年代,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婚姻能保持他们结合时的初心多久?真的能消除隐蔽的、渗透到骨髓里的阶级隔阂吗?我想,这个问题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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